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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,天津,锦州,沈阳,长春,哈尔滨,满洲里,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,赤塔,乌兰乌德,伊尔库茨克,叶卡捷琳堡,莫斯科。
中俄高铁项目将会从北京直达莫斯科,京莫高铁,全程超过了7千公里,届时到达莫斯科仅仅需要30个小时左右。竣工后将成为全世界最长里程的跨国高铁线路,中俄两国之间能形成高效通勤,快速抵达,降低原来的漫长的铁路运行时间,在加强文旅产业和经贸往来等方面,高铁将会贡献更多力量 。
阿尔泰山脉(南阿尔泰山脉)分水岭上。
阿尔泰山历史上几乎全部都在我国境内,清朝时设置科布多参赞大臣,管辖阿尔泰山周边地区,因此后来直接将这里称为科布多。1864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,割让了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沙俄,阿尔泰山西面和北面被沙俄控制,但是阿尔泰山东面和南面还是清朝的土地。
中俄边境河叫额尔古纳河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。
1、额尔古纳河
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上游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后流出,始称额尔古纳河。蒙古帝国及北元时期是中国内陆河。1689年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签定,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。
2、黑龙江
黑龙江是流经蒙古、中国、俄罗斯的亚洲大河之一。中国古称羽水、黑水、浴水、望建河、石里罕水等,蒙语称哈拉穆河,俄语称阿穆尔河。
3、乌苏里江
乌苏里江是中国黑龙江支流,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。上游由乌拉河和道比河汇合而成。两河均发源于锡霍特山脉西南坡,东北流到哈巴罗夫斯克(伯力)与黑龙江汇合。
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,又叫“票庄”或“汇兑庄”。因晋商所创办经营,所以也叫“山西票号”。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,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。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,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,早期金融组织账局、钱庄的出现,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。
当然,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,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。
正是这些背景,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。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。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,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。
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。
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,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,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,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。
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,特别是康熙、乾隆时期,国内政治安定,农业生产发展,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。
国内市场扩展,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,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。
商品经济的发展,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,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,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,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;另一方面,埠际贸易开展,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,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,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。
银币的广泛使用,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。
至万历年间,由于实行一条鞭法,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、徭役、土贡、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,折银征收。
清初,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,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,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。
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。
此外,由于商品货币交换的日趋频繁,民间为了交换方便,除了用银外,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。
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,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。
早期金融组织账局、钱庄的出现,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
清雍正时,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,称“账局”,又称“账庄”。
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、天津、张家口、太原等商埠,经营者多为晋人。
雍正时期,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,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,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,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,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,易换各色皮张、毡毛等物。
长途贩运,商品流转周期长,每周转一次,有时需一年,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,以完成长途贩运,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、纷州、库伦。
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,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。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,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,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。
除了北京以外,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,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。
当时,钱票已在北方山西、直隶、陕西、山东等省流行。
在商品交易过程中,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,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,次数越来越多,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。
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。